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基督徒的使命

George F. Sabra

我是中東某國公民,也是基督徒;阿拉伯之春運動席捲全中東,在此想談談區內基督徒當前困境-與盼望。文章分四部分:一,中東基督徒的境況;二,所謂阿拉伯之春運動的性質;三,宗教是了解中東之關鍵;四,今天在中東的基督徒宣教應集中於哪些事情。

中東基督徒

中東不少基督徒社群人口都不斷減少,主要因為移民、出生率低,在部分地區受迫害。該區不少國家是明明白白地歧視基督徒,將之邊緣化(甚至以此為政策,據之立法)。

觀 乎中東基督徒目前實際情況與相關統計數據,並一路以來的發展趨勢,必須承認,前景可謂相當黯淡。近年基督徒群體人數驟減,情況令人警惕。借鑒歷史可 見,13世紀晚期十字軍東征結束後,中東基督徒在伊斯蘭王朝管治下受盡嚴重的迫害與殘酷的虐待,尤其馬穆魯克王朝時期,從那時起近東的基督徒人數驟減,影 響力也大不如前。

至奧圖曼帝國在16世紀初取代沃土彎月及埃及,基督徒佔區內人口6至7%。奧圖曼時期長達400年,至20世紀初才結束, 對基督徒群體而言,這可算是穩定時期。奧圖曼政府官方認可基督教各種宗派,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且予國家保護。至1914年,當時帝國已是強弩之末,第 一次世界大戰亦如箭在弦,當時中東基督徒約佔區內人口20至25%。

今天21世紀初,沃土彎月與埃及的基督徒約佔區內人口6至7%。[2]人數大降有幾個原因,其中最主要是基督徒群體出生率低,且不斷有大規模移民國外。社會學家指,自19世紀中期,中東基督徒走了三分一,主要移居西方。

阿拉伯之春

按過去並目前情況看來,前景似亦未見光明。始料不到的是,2010年12月爆發阿拉伯之春運動,在好幾個阿拉伯國家,運動持續至今,這可會帶來改變?區內基督徒之境況會否因而改善?

誠然,阿拉伯世界正發生大改變,情況令人興奮。多國有示威遊行,志士處處起義,爭取真正改變。多處示威運動對區內基督徒大概有三方面影響。

第 一,各處起義主要是謀求改變,爭取民主自由,想推翻獨裁體制與政治壓迫。突尼斯、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巴林等各國阿拉伯人都希望擺脫國家壓制,吸 一口自由空氣!示威者當然也反貪腐,有其他社會訴求,但一般認為社會種種問題都源於獨裁體制壓迫,沒有民主所致。因此他們最想要自由,不是要麵包;以民 主、人權為先。如此訴求對區內所有人都有好處,尤其少數群體,包括各國的基督徒。

第二,抗議和示威,不再用許多阿拉伯國家過去五十年的政治 街頭運動慣用的政治口號-諸如反西方、反帝國主義、反錫安主義等;當然此類口號也非完全絕跡,卻不再成為主要動力。事實上,不少地方如利比亞甚至請西方介 入協助。在敘利亞,反對派亦直接爭取美國、歐洲及北大西洋公約支持,不僅在政治上,也請求給予軍事支持,甚至要求西方直接出兵介入。這非常重要,因為一直 以來,中東人總懷疑區內基督徒親西方,所以每當西方國家有任何親以色列或反阿拉伯舉措,基督徒就要遭殃。但今日中東衝突主要是穆斯林對穆斯林-乃是穆斯林 人民對抗穆斯林領袖,甚或更具破壞力的情況是-穆斯林遜尼派對抗什葉派;而遜尼派-什葉派的衝突對基督徒的威脅甚於前者,可以令區內基督徒滅族。

第 三,大多數運動所波及國家,無論人民是成功推翻舊制(如突尼斯、利比亞、也門和埃及)或是失敗(如敘利亞、巴林),其伊斯蘭政體都鎮壓過伊斯蘭主義者運 動,甚至加以迫害。各類薩拉菲教派(salafi)、反叛教者派別(takfiri),還有極端伊斯蘭組織都曾受政權壓迫,或最少遭嚴密監控;相關政權如 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也門的薩里(Saleh),敘利亞的阿薩德(包括父子二人),還有利比亞的卡達菲等等。在這 些國家生活的基督徒要非親政府,以免受極端伊斯蘭主義者襲擊,或覺得改朝換代對他們沒有好處,因為某程度上,固有政權確保他們的存在、保其安全,甚至可以 安居樂業。尤其在少數派統治多數派的國家(伊拉克、敘利亞),政權往往視基督徒為盟友。當這些國家人民起義,帶頭爭取自由的,正包括伊斯蘭主義者;這令區 內基督徒不禁懷疑,尤其他們真的是為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少數派-爭取民主和自由,或是將國家推向更極端的伊斯蘭社會與政體?

借鑒伊拉克,可 知情況不妙。自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至今,獨裁政權雖然倒台,但這些年內國內有逾60家教會受襲,逾千基督徒被殺,超過一半基督徒逃往別國。[3]在 埃及,自穆斯林兄弟會連同薩拉菲派在2011年大選獲勝後,當地基督徒常擔驚受怕;及後穆斯林兄弟會倒台,基督徒的情況也未見改善。自從伊斯蘭主義者的總 統穆爾西倒台後,埃及有42家教會受襲,72家教會焚毀或遭搶掠,許多基督徒被殺。其實令穆爾西倒台的並非基督徒,主要是埃及穆斯林軍人,現在卻由基督徒 來付代價。從敘利亞局勢亦可見,無論敘利亞以內或是整個阿拉伯區域內的基督徒可說是前景堪虞。自2011年政治抗議運動開始後,敘利亞有40家教會受損或 完全被毀,逾千基督徒被殺,兩位著名主教遭綁架,數十萬基督徒逃走到敘利亞國內其它地方以致國外。

中東基督徒在這場運動中既看不見「春天」,我們要怪他們嗎?

宗教-了解中東的關鍵

明 顯地,今日中東基督徒正面臨嚴峻挑戰。阿拉伯之春的結果證明,伊斯蘭正強勢回歸。這可會為中東帶來新形勢,造就宣教的新環境?似乎不然。類似情況早已有 之,現在不過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中東地區,構成身分認同、鼓勵民心的大題目必然是宗教。許多人卻忽略此現實,尤其西方政客、制訂政策者,和史學家。

中東之精神在乎宗教。黎巴嫩哲學家、外交家Charles Malik(1906-87)這樣形容:

這 片土地(近東)的人民心靈並沒有造出科學、哲學、美學或自治政學。最偉大的科學、最偉大的哲學、最偉大的藝術與最偉大的政治形式在其他地方成熟,沒有人會 到近東來學這些,讚嘆其偉大…近東地方無此類屬世成就,惟天國風潮為其所留,天門向之敞開。雖然近東並未造出科學、哲學與藝術,卻蒙大恩可以造出真主-但 願說此話不至褻瀆真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真主選擇在這裡彰顯自己,透過這片土地上人民的苦難和歷史而顯現。[4]

分析中東問題,若只集中看政治、社會及經濟因素,建議的解決方法若只依賴政治、社會及經濟因素,就是失卻重點。當然,這幾個向度也重要、有幫助,但若沒抓住最主要的宗教因素,實難以明解中東。

中 東基督徒面對最基本問題,最真實、巨大之挑戰,在乎該區之宗教特質。問題不在於那裡除基督教以外還有其他宗教,也不在於不時出現的宗教狂熱主義(強硬的宗 教原教旨主義);卻在乎不同而多元的宗教及宗教群體對彼此的觀感,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共處,如何與當權者溝通聯繫-換言之,在乎其世界觀能否與別人共 存。

中東基督徒群體是十分多元的。歷史上,群體各有根源,經驗各異;教義不一,文化也不同。習不同禮儀,政治場景也不一樣,有不同觀點,屬 於不同社會階層。中東的所有基督徒與所有教會縱然在宗教與政治範疇有許多分歧,卻有個共通點,令他們團結一起-就是自七世紀以來都受各種形式的伊斯蘭管 轄,他們的命運、已與伊斯蘭的發展密不可分。我認為這是中東基督徒最關鍵的挑戰。容我再引述Malik的話,早在1950年代他已預言宗教復興和伊斯蘭主 義:「最重要的是,無論全中東發展如何,伊斯蘭發展如何…問題不僅關乎穆斯林,卻關乎全世界。因為伊斯蘭是世界的一股強大力量,世界必仰賴其發展…對近東 基督徒而言這更為關鍵。某程度上,伊斯蘭的命運與他們唇齒相依。」[5]Kenneth Cragg於1990年代撰《阿拉伯基督徒》(The Arab Christian)也有同樣說法,他總結說,中東基督徒的未來「必須由伊斯蘭來定義」。[6]

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何去何從?這問題是基督 徒所面對挑戰之關鍵。[7]我固然知道,今天伊斯蘭教並非統一現象,其面貌多元,穆斯林社會與國家並非一個模樣的。但毋庸置疑,過去14世紀以來全中東一 直在伊斯蘭這把大傘子下生活,而復興的伊斯蘭正以某種形式、在多個國家與社會取得政治與社會勢力,尤其近年經歷重大轉變的國家。這引申出伊斯蘭正要面對的 幾個問題。

  • 伊斯蘭目前的發展方向,是否能讓非穆斯林少數群體在伊斯蘭大多數的社會內生存,享有平等待遇?
  • 伊斯蘭可發展出某種形式的政教分離嗎?換言之,伊斯蘭社會可會有真正改變?
  • 伊斯蘭社會能否接受思想自由,而不僅是敬拜或奉宗教習俗的自由,令不同信仰(不僅宗教信仰)人士可以共存,同為平等公民,有平等權利?
  • 伊斯蘭社會與國家可會容讓所有國民自由改變信仰?思想自由若不受尊重,社會就無法開放,無法彼此接納。
  • 伊斯蘭是否發展至能真的從根本上自我批評?是否願意讓信眾批評、討論其身分之定義、其傳統,甚至聖者?
  • 伊斯蘭視其教義為真主最終、最完全啟示,以七世紀的經書作為立法指標,規限生活各方面;是否要堅持這種看法?
  • 改革和更新社會的時候,是否仍然高舉從前,視創教之初為政治、社會與經濟之理想楷模?

今 天部分伊斯蘭國家已有改變,重大變革已然展開。結果難以逆料,而到目前為止,伊斯蘭社會內非穆斯林群體的前景未見樂觀。運動起首雖以爭取自由、改革與民主 為號召,但後來大都被伊斯蘭主義勢力佔據-有說騎刧了,循此路向,似乎看不見伊斯蘭正朝著新方向發展。突尼斯和埃及尤其如是,敘利亞情況亦大同小異。目前 中東似乎再次興起宗教狂熱,社會與政治更營伊斯蘭化,原教旨主義運動更愈演愈烈,種種跡象顯示,當地基督徒前景並不理想。

此情況若在伊斯蘭 諸國持續,又不認真解決上述種種問題,中東基督徒及其使命可謂前景堪虞。基督徒在穆斯林中間生活,過去雖也有過安居樂業的時候,甚至在歷史上部分時段,穆 斯林對基督徒之寛容接納,更勝歐洲基督徒對待少數族裔(如猶太人及其他),但光寛容不夠。若不處理上述問題,就表示區內基督徒繼續像過往十多個世紀以來般 犧牲流血,直至某天基督徒不再存在,僅為史家與考古學家的研究。誠然,中東地區基督徒非常關心生存問題,甚至可說到了沉迷的地步;基督徒天天面對的是存活 問題,談使命似乎太奢侈。但中東基督徒眼光實在應該放遠點,不要只想存活。每次我遇見中東基督徒一個勁兒只談生存,或是發現自己有這種想法,都會想起耶穌 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馬可福音8:35)實在令人汗顏。

今日中東基督徒使命

面 對當前形勢,中東基督徒該如何思考使命與前途問題?在上述環境下,基督徒有何使命?首先要釐清這是誰的使命,是普世基督徒向中東的使命,或是中東基督徒的 使命?若是指前者,則必須說,前往該區工作的西方宣教士還未學懂歷史教訓,他們只想令穆斯林改皈,卻完全忽略當地基督徒的需要與角色;甚至只視中東基督徒 為另一宣教禾場。我不是說19世紀的宣教是錯的,而是說,應該從以前的經驗汲取教訓。

宣教士的目的,往往只是向近東的非基督徒-包括穆斯林 與猶太人-傳福音。但外國宣教士不久即發現,原來區內也有基督徒,而要向當地非基督徒(主要為穆斯林)傳道是非常困難的。近東世界在伊斯蘭奧圖曼帝國統治 下,使穆斯林改皈是犯法的(今天中東國家仍是這樣,除了黎巴嫩)。在這裡傳福音,令穆斯林改皈,必須長期作戰,而且吃力不討好,成果也不彰。於是沒多久新 教宣教士就決定改變目標,致力復興東方基督徒,主要以各派別東正教會為對象,使他們向穆斯林鄰里傳福音。此時宣教目的不為造就新的新教群體,卻是復興存在 已久的東方教會。美國宣教士花了約四分一個世紀時間,刻意不建立新教會,只做派發聖經、更新信徒的工作。結果令「更新了」的東方基督徒走向新教,不能再留 在固有的東方教會傳統內。1846年後,宣教政策轉變,容許宣教士再建立新教群體組織,與既有的東方教會並存。[8]

上述簡短的對中東宣教 的描述教我們甚麼功課,與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的使命問題又有何關係?我認為其中一點很重要:從前宣教士改變策略,從令穆斯林改皈,轉而復興東方基督徒,令當 地基督徒去做宣教士的工作;這做法並非倒退、也不失敗。外國宣教士無意之中摸著了好方法,中東的情況亦一再證實-你必須透過當地基督徒,才能接觸穆斯林與 伊斯蘭。西方許多基督徒群體與宣教組織都察覺這點,卻並非人人會意。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若是越過近東基督徒,連簡單地與伊斯蘭對話都是徒勞的;但當地基督 徒早已在穆斯林當中和統治下生活數世紀,他們一直與穆斯林共處,有不少可貴經驗與貢獻。但歷代以來西方宣教士浪潮(包括今日的)是否學懂了、並接受這點? 我看未必,而這也給近東基督徒造成問題。還幸早已學會功課的宣教士已意識到這情況,知道必須支持區內基督徒,與他們合作,不能忽略他們。

事 實上,正當目前阿拉伯之春運動興起之際,宣教工作亦只能由區內基督徒來做。基督徒所領受使命,無論昨天、今天、明天都一樣-就是見證神的愛,見證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的生命、教導與命定。今日中東基督徒的使命,就是繼續傳神愛世人的福音,而方法,就是把這福音活出來。在中東這個使命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伊斯 蘭的未來一事上爭取發言權。阿拉伯之春運動既以伊斯蘭復興為特點,中東基督徒的挑戰與使命,就是如何在這股風潮中擔當一定角色,卻又不至與穆斯林為敵。也 就是說,在阿拉伯與伊斯蘭社會這股變革風潮中,中東基督徒該如何成為鄰里的伙伴;不要作顛覆、可疑勢力,乃要在各方面成為穆斯林的合作伙伴,以改善民生。 正如Malik所言:

伊斯蘭不僅是宗教,卻是全貌。因此,對近東基督徒來說,穆斯林文化,無論阿拉伯的、土耳其的或是波斯的,其實也是他們的文化。他們[基督徒]一直以來與穆斯林兄弟同負公民、經濟、政治與知識責任,因此必然關注這共同傳統的發展。[9]

中 東基督徒蒙召,要與溫和派穆斯林合作,一起改革伊斯蘭。這在歷史上可有先例?有!想想新教宣教士在中東與阿拉伯社會-尤其黎巴嫩-曾有過的事業。19世紀 最後的二十五年,美國流行自由派神學與社會福音,部分宣教士受其影響,開始改變純粹傳福音的工作模式,參與各類活動,成功創造出與穆斯林多數人口溝通的共 同點,在部分地方如黎巴嫩,有助形塑較溫和、具啟蒙時代氣色的伊斯蘭。當時所謂自由派或文化新教主義實際上開了不少穆斯林眼界,教他們更開通、寛容、接納 別人,能與基督徒和平共處,這種轉變也倒過來改變他們自己的宗教觀。宣教工作的人文與自由派的向度實在不容小覷,更不能認為這等於出賣福音;必須兩者並 行,互相補足。我們今天的挑戰,正在乎如何尋求和加強與伊斯蘭和穆斯林合作,令大家不要再處於敵對關係。

總言之,愚以為中東地區以外基督徒的適當任務和角色,是支持區內基督徒,幫助他們完成使命。中東基督徒蒙召,是要在伊斯蘭世界作「鹽」;而普世基督教蒙召,是要確保當地不缺「鹽」。[10]

[1] 本文原為筆者於2013年12月6日在美國康乃迪克州新哈芬巿(New Haven)海外事工研究中心講課內容。

[2] 2012年,埃及、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以色列與伊拉克地區總人口為1億6千萬,當中估計約1,000萬至1,300萬是基督徒。

[3] 此處及以下數據參Reza Aslan, "The Christian Exodus: The Disastrous Campaign to Rid the Middle East of Christianit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1,2013。

[4] Charles Habib Malik, ed., God and Man in Contemporary Christian Thought: Proceedings of the Philosophy Symposium Held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April 27-30, 1967 (Beirut: American Univ. of Beirut, 1970), xxxii.

[5] Charles Malik, "The Near East: The Search for Truth," Foreign Affairs 30 (1952): 255.

[6] Kenneth Cragg, The Arab Christians: A Histo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Mowbray, 1992), 280.

[7] 本部分主要參考筆者未出版文章:〈近東基督徒情況〉("The Situa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Near East"),是2009年4月24日於德國黑森邦新教會周年會議(Evangelische Kirche in Hessen und Nassau)演說內容。

[8] 政策改變的故事參Habib Badr, "Mission to 'Nominal Christians':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Ph.D. diss.,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

[9] Malik, "The Near East," 255.

[10] 相關做法如,支持以社會改革為目標、歷史悠久的公民會社與基督教機構、教會、基督教大學、神學院等。

作者簡介:George F. Sabra,黎巴嫩貝魯特近東神學院長,系統神學教授。電郵:gfsabra@inco.com.lb

這篇文章翻譯自George F. Sabra的在線文章「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Christian+mission+in+the+wake+of+the+Arab+Spring.-a037558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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