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的秘訣

用於二十一世紀世界的公元一世紀戰略

本文發表於2001年9月的世界基督教雜誌

作者:大衛·英格斯(David English)

宣 教士社群正在回歸「織帳棚事工」(tentmaking)或稱帶職宣教。一些宣教士使用屬世的角色作為掩護來獲得簽證進入一些封閉的國家-一種「隱匿的宣 教」。其結果是雜糅的帶職宣教士-織帳棚者(tentmakers)-和隨之而來的道德張力。從歷史看來,利用屬世的角色獲得通行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對於大多數人,宣教意味著接受資助的、專職的宣教士。然而,世界上有超過80%的人口生活在排斥或限制宣教士的國家。這些宣教士尋求另一種方式進入封閉國家,我為他們的決心和勇氣感謝神。

當一些國家開始取消宣教士簽證時,我們只能用屬世的身份獲得簽證,這毫不出奇。保羅曾經通過製造帳棚來獲取宣教的經費,在那之後,這就被稱為「織帳棚事工」。有趣的是,我們並沒有追究保羅這樣做的原因。因此,我們失去了保羅使用這種策略的能力和才幹。

保羅為什麼要以工作謀生?當然不是為了得到通行證。

作為一個羅馬公民,他可以在整個羅馬帝國自由行動。這意味著,保羅發現,他自願選擇以工作謀生,而不接受資助,是有相當有力的原因。

他真的是一個「織帳棚者」嗎?

過去我以為保羅在可以得到資助時受支持,不得以時才工作,但是新約否認了這點。新約特別提到保羅在加拉太、哥林多、帖撒羅尼迦和以弗所工作(帖撒羅尼迦前書2:9;帖撒羅尼迦後書3:7-8;使徒行傳20:31-35;哥林多前書4:12;9:6)。

核心經文是哥林多前書9章,因為在記載他的事工快結束時,保羅寫下這章,並解釋了他整個事工的原則。保羅提出了最有力的論據講明接受資助以及他有權接受資助的事,之後他說了三次他不使用這一權利,也從來沒有打算在未來使用(12,15,18節)。

以工作謀生是保羅的正常做法。為什麼呢?因為帶職宣教是最大化福音的影響力和教會植堂的一個完全策略。保羅說話的強度顯示了他強烈的目的。

公信力

保羅將資助視為公信力的一個障礙,而不把工作視為宣教的障礙。沒有人能說保羅是以講道來謀生。保羅通過自食其力證明了他很愛那些聽他教導的人,而且他對福音的真理有絕對的信靠。

這一障礙對那些未接受福音的人特別有效。人們知道錢是多麼有影響力,以至於他們懷疑背後的別有用心。如今,關於當地的宣教士,一些當地的人仍說這樣的話,「他們通過使人信教來賺錢」。他們會問宣教士如何謀生,並好奇他們是否為中情局工作。

有些人不公平地認為宣教士懶惰。在美國,也有些人作類似的判斷。見證而不接受報酬的人,其言論更具公信力,因為他們無償傳福音。

認同感

在 哥林多前書9:22,保羅寫下的這節關於認同感的經文廣為宣教界引述,「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保羅將此應用在每一種 境況中。然而,在當時環境中,這是保羅不受資助而以工作謀生的最終和最重要原因。他工作的目的是「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

工作是人類生活的中心。工作是獲得他人認同感的最深切的方法之一。他與他們分享喜悅和掙扎。他真正地依靠自己的收入。他明白一天結束時疲憊的感覺,明白被客戶欺騙的感覺,明白與道德角力以及適度地傳福音是怎麼一回事。

福 音要求全人作最徹底的轉變。未接受福音的群體沒有基督徒的陪伴,不能在當中觀察實際的信仰生活。他們需要看到基督徒以自己的誠信、服侍、愛、在神裡面的喜 樂,在患難中藉著基督話語的忍耐,來驗證其福音。那福音必須在日常生活當中起作用。只有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才能證明這一點。有影響力的帶職宣教士將福音在日 常生活中活出來。

福音進而通過人脈網路-家人、朋友和同事-傳播開來。屬世的工作為福音的傳播提供了自然的人脈,這人脈是宣教士必須建立的。如果我們運用「人脈網路」傳福音,那麼福音可以通過這些人脈迅速傳播。此外,帶職宣教士可以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並影響整個文化。

門徒訓練及作見證

保羅明白,人會本能地模仿別人,他有意作敬虔的榜樣,好叫眾人效法。「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腓立比書 3:17)藉著工作,保羅為他所牧養的人在其生活中全方位地進行門徒訓練做出了榜樣。以下兩種模式特別重要:

敬虔的工作觀

保 羅寫道,「也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帖撒羅尼 迦後書3:8-9)羅馬帝國時期的工作道德惡劣。許多歸入基督的人都是懶漢、小偷、醉鬼、姦夫和妓女。(哥林多前書 6:9-11)保羅有意識地示範敬虔的工作道德-優質、誠信、勤奮、服侍、關心他人。

這對當今的宣教事工有多重要?

極 其重要。世界上最大的發展需求是商業和經濟領域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領域的發展,其他領域的發展無法持續-沒有運輸、衛生保健、資訊傳播、農業,什麼都沒 有。但僅僅靠西方的科技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在很多國家,腐敗和誠信的缺失大大破壞生產力。在前蘇聯,人們會說,「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付工資」。這是一 種戲謔,卻是對經濟的致命傷害。一種道德的工作觀浸潤到社會當中對於發展至關重要,而且能夠創建一種更高效、更公正的制度。

每個基督徒都是見證人/執事

通 過以工作謀生,保羅建立了一種普通帶職基督徒而非「專職」基督徒同工見證神和服侍神的模式。關於帶職傳福音的事工他有話語權,因為他做過。保羅為每一位基 督徒作了門徒訓練的示範。開始的時候,保羅的教會從未有過一個專職的、受資助的同工。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應當見證神,僅僅因為他們屬於基督的家庭。這就是為 什麼福音大爆炸,保羅說他已經將福音傳遍了小亞細亞和馬其頓(羅馬書 15:19、23)。他已經催生了一個迅速的植堂運動,深入到周圍的人群。他的任務完成了。

歷史證明了,每一次嘗試動員非專職、平信徒的力 量。我們在中國家庭教會的增長中,在韓國、哥倫比亞、美國的小組教會的增長中看到這點。對正式訓練和薪酬的要求越少,非專職、平信徒的投入越多,增長就越 快,影響就越大。過度使用專職宣教士正在削弱教會的力量。我們正在世界各地複製專職宣教的模式。因此,我們就忽略了普通基督徒的主要力量。

我們已經發展了一套鞏固這方法的神學。因為專職的同工都是「全時間的」,並已得到「特別的呼召」,他們自然更為委身、更有成效。也就暗示說,非專職、平信徒並沒有同樣的潛力或同樣得到聖靈賜予的能力。他們被歸入後補席位,在那裡很多人只是坐冷板凳。

這 帶來了第二個問題-過度依賴金錢。由於我們需要「專職」的同工,我們必須在開始任何事工之前找到錢。這損害了教會的植堂和動力。而且,因為西方相對較富 裕,這使得西方世界的家長式制度幾乎成為必然。西方教會可以把錢發到海外,對西方教會可能是小錢,對海外可能是巨額資金,能資助整個部門的同工。小小的犧 牲給西方教會帶來巨大的力量。但即使有最好的意圖,大象最終還是會用腳踩死老鼠。非專職、平信徒事工的策略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

植堂

保 羅在第一時間本土化。從一開始,他就與本地的初信徒一同帶領。他相信人的潛力和聖靈的大能可以轉化人並訓練門徒。他期望新基督徒這樣做,期望領袖可以很快 嶄露頭角。他從來沒有牧養本地教會,而是帶領教導他們成形。如果你要等到正式訓練和捐助者的資助,你不可能做到這些。你只能通過完全參與到普通基督徒的日 常生活才能做到。

在植堂方面,保羅有一個極速策略。這馬上催生出自治、自籌、自養(自主學習舊約及耶穌的教導)和自主植堂的教會。保羅立即 與新信徒合作。使徒行傳和書信都顯示了保羅對當地領袖以及跟他們的夥伴關係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像同輩一樣合作。種族不會造成差異。只要有一個人歸入基督, 他們就成為家人。保羅邀請有為的當地信徒作為同工加入他的植堂團隊-在10-12年的事工當中至少有24人。這些人都來自當地居民。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土耳 其人、柏柏爾人、肯亞人和捷克人。

但他怎麼能那麼快把這些人納入進來呢?因為他們都自食其力。保羅的團隊實際上是一個帶職宣教士的團隊。保羅發展了一個完全機動、自籌經費的宣教團隊。他們能夠迅速建立教會,轉到新的城市,把有潛力的人納入他們的團隊。他們沒有需要等待同工去籌集資助或去念神學院。

道成肉身式的宣教

通 過以工作謀生,保羅進入普通人的世界,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展示福音的大能。同時他為新信徒示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門徒。他通過為自己的事工自籌經費,使福音 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增強,並創造了一個「每個基督徒都是見證人」的模式,從而建立了一支由非專職的無償、平信徒見證人組成的軍隊。

帶職宣教對於21的宣教事工至關重要。我們需要部署一大批有力的帶職宣教士與專職宣教士一起來扭轉宣教事工職業化的僵化局面。只有通過在神的旨意中完全地再次介入普通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才能釋放使徒行傳所說的那種生命力和大能。

大衛·英格斯是全球機遇(Global Opportunities)的執行董事。

這篇文章翻譯自David English的在線文章「Paul’s Secret」

http://globalopps.org/pauls-secr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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